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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制导读】

过去几周，全世界都在特朗普“眼花缭乱”、频繁更改的政策中感到困惑、错愕和深深的忧虑。特朗普发动全球“关税战”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关税政策是他谈判的手段还是长期的政策？全球关税战一旦开启，意味着什么？各国应该如何应对？

曾在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任教十多年的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经济管理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陈志武近日在访谈中，就以上问题做出了深度的分析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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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在全球股市连跌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暂停实施新针对部分国家的“对等关税”措施90天，但与此同时，又将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提高至125%。您如何解读这种做法？这是一次战术性的谈判让步，还是战略方向的调整？

陈志武：特朗普政府对关税政策的频繁转变并不令人意外。从他第一任期开始就可以看到，他常常依据每日的新闻和局势变化做出临时性决策。不过，说他完全没有战略框架或基本逻辑也并不准确。在我看来，特朗普将关税视为一种同时具有战略性和战术性的工具：它既是他推动国内结构性调整的手段，也是与他国谈判时施压的工具。

从战略层面来看，我们可以从他周围顾问的观点中一窥端倪。他们普遍认为，美国在19世纪到一战前这段时期的崛起，与当时高度依赖关税收入的政府财政结构密切相关。那时美国尚未开征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也相对较低，联邦财政主要依靠进口关税维持运转。

而在1913年之后，美国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并在战后进一步加重税负，同时大幅下调关税。从特朗普及其团队的角度来看，正是这种财政结构的变化，削弱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全球地位。因此，他们主张通过恢复高关税政策，重新调整国家财政结构，以实现“美国再度强大”。

在这个背景下，提高对中国等国家商品的关税，不仅仅是为了施压谈判，更是试图将关税重新确立为美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例如，2023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关税总收入约为1000多亿美元。而特朗普若要兑现“减税”承诺，减少每年5000亿美元以上的所得税收入，就必须通过提升关税收入来弥补这部分财政缺口。这意味着关税收入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增长约五倍，而这只能通过对主要对美出口国，如中国和欧盟征收更高关税来实现。

与此同时，另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是遏制中国的出口扩张和经济发展。美国试图通过自身的高关税政策，迫使其他国家（如越南、日本、欧盟等）也对中国产品征收更高关税，进而建立一个“关税同盟”，形成共同抗衡中国的贸易壁垒。

简而言之，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并非一时之计，而是围绕财政结构调整和全球战略博弈的深层次部署。而其中，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是其构建整体战略架构的核心一环。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表示，中美贸易战可能“严重损害全球经济前景”，并警告“全球贸易可能因地缘政治原因而分裂”。对于中美经济全面脱钩的讨论，您怎么看？

陈志武：尽管特朗普对其他国家的关税政策有所松动，但针对中国的贸易战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愈加激烈。长期下去，中美经济的实质性脱钩恐怕难以避免。因此，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需要谨慎应对，平衡短期效果与长期影响。

从短期来看，中国政府针对美国的关税采取了一系列报复措施，包括对等加征关税和在股市、人民币汇率等方面施压。这些措施确实对美国的决策形成了较大压力，但也存在不小的风险。特朗普及其团队本就对中国持敌对态度，这些报复行动可能激化敌意，进而加剧双方的对抗。在中美两国政治制度的差异背景下，尽管美国面临较大市场压力，但中国可通过国家力量应对美国的关税战和金融战，短期内或许能承受更多压力。

然而，即便关税税率没有保持在高位，降至50%左右，依然会对中国众多企业造成严重伤害。已经有中国企业收到美国客户取消订单的通知，未来依赖出口的企业及相关城市可能面临巨大困境，这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极大挑战。再加上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领域的瓶颈，一旦出现失业潮，社会治理问题可能更加严峻。

因此，决策层应充分认识到短期报复带来的暂时效果和长期挑战的严峻性。

中国、欧盟、东盟等经济体如何应对新一轮美国关税升级？是否可能形成某种临时协调机制，共同应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陈志武：未来10至20年，国际经济关系将更多地依赖区域性联盟。像过去那种跨越五大洲、覆盖各类制度与文化背景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短期内很难再现。新的合作路径更可能出现在文化传统相近、经济互补性强的地区国家之间。它们有望在关税、贸易、投资等领域组建新的区域性联盟。

而在不同区域联盟之间，贸易壁垒和政治分歧会越来越明显，跨区域合作的难度将显著提升。中国主张推动多极化的世界秩序，但这就意味着未来的全球治理会更加分散，不再依赖单一主导国家。而多极秩序的建立过程中，关税战、贸易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副产品。这不仅是中美之间的博弈，也是整个世界向“去全球化”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性冲突。

是否可以认为全球化正在走向终结？全球化的逻辑是否正在被“区域化”和“伙伴圈”所取代？

陈志武：可以说，这一趋势已经十分明显。以今年初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为标志，我们看到发达国家内部的传统同盟关系开始瓦解。西欧国家、加拿大等对美国信任下降，甚至将美国视为竞争对手或潜在对手。这种变化导致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逐渐让位于“实力原则”。

新的国际秩序不再依赖共同制定并遵守规则，而是更像一场力量的博弈——谁的“拳头”更大，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在这种格局下，那些缺乏影响力的国家将失去话语权，只能被动接受强国制定的规则。

这一趋势从根本上动摇了全球化的制度基础。没有共同规则作支撑，公平贸易与自由贸易难以维系。

我们正在经历的不仅是全球化的倒退，更是整个全球制度结构的解构。

当前正在发生的转变，从根本上标志着以规则、自由、开放为基础的全球化时代的终结。

我们不仅看到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正在崩溃，自由贸易的理念遭遇挑战，文化与人口交流也日益被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所取代。

回顾过去四十多年，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依赖于科技进步，特别是互联网革命，让世界逐步变得扁平，各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那是一段少有的“蜜月期”——不同制度、文化、信仰之间可以搁置分歧，专注于共同的发展目标：赚钱、学习、研究、贸易与合作。

然而，最近十年，身份认同、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差异重新被放大，变成衡量国家关系的重要维度。这些因素一旦主导国际关系，就不可避免地引发所谓“文明冲突”、制度冲突或意识形态冲突。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局势，是过去四十年全球化高潮逐步走向终点的必然结果。那段“地球村”的黄金时代，正在成为历史。

若中美经济真的脱钩，普通中国人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中国该如何准备？

陈志武：许多人尚未意识到中美脱钩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无论愿意与否，未来十到二十年，中国在经济和其他领域对美国的依赖将必须作出根本性改变。比如，过去许多人选择送子女去美国留学，而如今签证变得困难；在技术层面，依赖美国也越来越艰难。

未来几年，中美之间的技术封锁可能进一步加剧，制造业出口方面的依赖也需调整。

中美关系的剧变让很多人感到突然，许多习惯已成为历史。虽然中国可能会寻求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但特朗普的政策目标是让这些国家加大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不允许形成经济与关税联盟。因此，中国在寻找替代市场时的空间将十分有限。尽管东南亚、中东和南美国家可能有合作空间，但面临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西欧国家和欧盟支持中国的可能性较小。

对于普通人来说，首先要控制风险，做好个人和家庭的投资理财安排。世界动荡时期，金融资产的安全性降低，实物资产如黄金等可能更为稳妥。因此，如何规避风险、保值资产将成为关键。此外，要提高自身的适应能力，关注全球经济变化，调整自己的生活和投资策略，以应对未来可能的挑战。

在“脱钩”风险加剧的背景下，您如何看待中国近年来推动的“国产替代”和“产业链自主可控”战略？这些战略从历史角度来看可持续吗？

陈志武：全球化曾依赖于各国利用最高效、最低成本的地区进行生产，但这一模式已经成为历史。因此，中国应采取双循环战略，注重内外循环的平衡，内循环尤其变得更加重要。尽管我们理想中的世界是开放的、全球化的，但现实情况是，过去40年快速全球化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内循环将成为更加现实和必要的选择。

中国如何平衡“反制”与“扩大开放”？中国的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是否需要调整？

陈志武：中国政府的许多做法仍然可以继续推进，对外表态至关重要。中国应继续尽最大努力保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WTO等多边组织的权威。保持对外开放，与各国保持友好的经济关系至关重要。尽管外部形势发生变化，但中国仍应秉持双循环战略，最大化对外经济合作，同时加强国内经济的自我支撑能力。

关税战未来最好的和最坏的情况可能是什么？四年后，美国和世界能否恢复“正轨”？

陈志武：美国经历了特朗普的折腾后，很难回到原来的状态。特朗普不仅破坏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也对美国国内的法治和治理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破坏。这些变化对美国的社会治理和政治结构将产生深远影响，未来的美国将面临一段动荡期，这也必然波及全球。

最糟糕的情况是，全球进入经济衰退，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随着政治秩序的不稳定，全球经济可能陷入内循环，各国的收入、就业和增长空间将受到压缩。而最好的情况是，美国的政治体制内部出现制约力量，控制住特朗普带来的破坏，世界经济也因此得到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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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中国地产基金百人会）